最近，美国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的“双标”做法，让世人进一步看清了这个长期自诩“环保卫士”国家的真实面目。
而随着美国政府做出新的减排承诺，美国的“环境欠账”也越来越多地浮出了水面。
对内排污：对本国居民和环境危害巨大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人员借助水下监测设备，在南加州圣卡塔利娜岛与洛杉矶海岸之间的146平方公里海底，拍摄到27345个“桶状物”的高清图像，其中疑似装有含杀虫剂滴滴涕（DDT）的工业废料。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截图
早在去年，《洛杉矶时报》就报道了滴滴涕被倾倒入海的证据。因此，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科学家们今年3月展开了调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截图
考察队负责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海洋物理实验室主任埃里克·特里尔表示，疑似装有滴滴涕的桶状物在海底的覆盖范围“令人震惊”。他说:“看到这些桶状物覆盖的空间范围真的是感到震惊。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容易理解这些桶状物范围的线性特征，它与水下船只的倾倒过程相一致。看看历史记录，很可能是每月倾倒一次，持续了数十年。”
历史航运日志的记载也印证了特里尔的推测。日志显示，在1972年美国《海洋倾倒法》颁布之前，南加州的工业公司一直把这片海底盆地当成倾倒废物的“垃圾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截图
而据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大卫·瓦伦丁十年前的测算，1947年至1961年间，至少有767吨滴滴涕被排入太平洋。
加州民主党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则认为，这些发现可能只是水下装有有毒物质废桶的一小部分。“这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环境威胁之一，没有记录表明是谁倾倒的、具体发生在哪里以及倾倒了多少。”
滴滴涕曾被认为是导致美国国鸟白头海雕几近灭绝的元凶，如今更被科学界认为是可能导致相关海域约四分之一成年海狮罹患癌症的“黑手”。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截图
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化学海洋学家利希尼·阿鲁维哈尔坦言，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杀虫剂对海洋生物和人类的长期影响。
有毒的不只是南加州海洋。
据英国《卫报》4月13日报道，目前美国境内有1300多个美国环保局认定的有毒垃圾场，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巨大危害。
美国休斯敦大学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有毒垃圾场附近的居民，人均寿命会缩短3个月，而经济条件窘迫的人，更可能减寿1年。
△《卫报》报道截图
就在上月初，联合国人权专家对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癌症社区”的进一步工业化表示严重关切。专家认为，当地的石油化工企业不仅污染了周边的水和空气，而且增加了该地区大部分非洲裔美国人罹患癌症和呼吸道疾病的风险，是一种“环境种族主义”。
对外“放毒”：美国早有黑历史
美国对本国民众的生命健康尚且如此，在美国之外的世界更是肆无忌惮。
去年，超过180个国家投赞成票支持《巴塞尔公约》的一项修正案，要求所有国家在出口塑料垃圾时须获得进口国家政府同意。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印度尼西亚的一处垃圾填埋场
公约修正案今年年初生效。然而，《纽约时报》上月报道，1月的最新贸易数据显示，美国的废塑料出口却从去年1月的4500万吨小幅上升至4800万吨，对较贫穷国家的出口与一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总计2500万吨。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还有比输出塑料垃圾更可怕的事。
在“污染太平洋”这件事上，美国有一本厚厚的黑历史。
去年10月，英国记者乔恩·米切尔在梳理了1.2万多页美国政府文件，并对当地居民、美国退伍士兵及研究人员进行广泛采访后，出版了《毒害太平洋》一书，详细揭露了美军数十年来在太平洋地区制造严重污染、侵犯当地居民权利、荼毒整个太平洋生态系统的事实。
△《毒害太平洋》封面截图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数据也显示，1946年至1958年间，美国在马绍尔群岛共进行了67次核试验，将美丽的海岛变成充满核辐射的地狱。
△《卫报》报道截图：位于马绍尔群岛的核废物填埋场，被当地居民称作“坟墓”。
美军长期毒害太平洋，如今决定向太平洋排核污染水的日本自己就是受害者。
1969年冲绳美军基地发生神经毒剂泄漏事件，震惊世界；2016年，冲绳县还首次发现美军污染了当地近50万人的饮用水，造成当地史上最严重的环境污染。
△《外交学者》报道截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在接受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在环保领域也和其他领域一样，奉行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虽然拜登政府作出减排承诺表面看扭转了上届政府明目张胆倒行逆施的做法，但包括西方舆论在内，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的质疑仍然很多。
张腾军:“美国对自己、盟友以及其他国家是区别对待的，这是非常典型的双重标准，是典型的美式霸权主义。从美国国内看。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之所以急匆匆推出环境和气候议程，首先是为了显示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树立自己的标杆。背后的实际考量是为了吸引国内的部分选民，为2022年的中期选举做准备。从国际上讲，美国政府的考虑在于，通过减排目标的设定来要求其他国家。这是将气候外交作为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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